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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民政厅的工作人员都知道,李厅长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。
对于一个厅级干部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,人们会怎么看?
老百姓肯定是拍手叫好的。
倒不是希望所有坐小汽车的领导干部都骑自行车上下班,而是觉得李宏塔这样做难能可贵。
可能有人觉得是打在了脸上,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从鼻孔里哼出一声——“做秀”。
也有好心人劝李宏塔:“你这一搞,厅里的副职怎么办?别的厅局怎么办?”
李宏塔哈哈一笑:“按规定办,该坐就坐,萝卜白菜,各有所爱。我骑车也是个人爱好,锻炼身体嘛!习惯了,改不掉。”
李宏塔说的是实话。
50年代初,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党组书记、副部长(部长是傅作义)。
当时的高干子弟都在学校寄宿,但李家因人口多,经济状况并不宽裕,为了减轻负担,李宏塔都是从家里挤公共汽车上学。
当时他年纪小,常常因为挤不上公共汽车而走着到学校,所以经常迟到。
后来老师在家访时跟李葆华夫妇说起了这件事。
他们很重视,就请秘书到旧货市场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让李宏塔上学骑。
李宏塔在北京上学是骑自行车,1961年随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父亲到上海上学也是骑自行车。
1962年父亲调合肥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,他还是骑自行车。
后来当兵了,有三年时间不大骑自行车。1969年退伍到合肥化工厂当工人,以及后来进合肥工业大学读书;1978年任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、书记;1983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;1984年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、厅长至今,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,怎么能不成习惯?
一天,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,便问他:“你怎么不骑车呀?”他满脸无奈地说:“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。”
李宏塔的爱人介绍,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,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,穿坏了5件雨衣、7双胶鞋。随着年龄增大,2003年他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,自己还笑称是“与时俱进”。
不光是骑自行车,住简陋的宿舍同样也让李宏塔习惯了。
十年福利房,没给自己留一套
有谁相信,一个厅级干部现在住的宿舍只有55平方米?没有装修,也没有什么家俱,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。
8平方米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。放一张老式的大方桌,连走路都得侧着身。
最时髦的就是一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沙发,一半放衣服,一半放书籍。
1989年和1994年,李宏塔两次直接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和分房工作。
无论凭哪一条,他都是有充分理由和有利条件分到一套房的,至少可以调一套面积大一点的。
但是,两次都落空了。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他直接负责分房,才掌握了很多同志住房困难。
有的三代挤在一起,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,还有的身体不好或快退休了……比了又比,想了又想,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分房名单中划去。
1998年,是最后一次福利房分配。正好这年也赶上他“磨正”,谁都认为李宏塔会“当仁不让”。
岂料,公布分房名单时,他还是榜上无名。
有人为他着急,提醒他这是“末班车”。
他不当一回事,幽默地说:“末班车上人多,我怕挤。”
李宏塔怕“末班车”挤,就不怕住得挤。
李宏塔住不讲究,吃、穿也同样不讲究,他不抽烟,也不喝酒,更不上歌厅、洗脚房。
作为厅长的李宏塔,其一家人的生活不应该如此清贫,只要他稍微表示一下,或者用手中的权力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,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,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
但是李宏塔却固守清贫,而且心甘情愿,没有丝毫其他想法。
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,为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,从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,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。
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,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,冷如冰窖。李大钊本人也衣食节俭,经常是一块大饼、一根大葱地对付一顿,衣服也近乎寒酸。
2005年2月去世的李葆华,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。
房子是70年代的建筑,老旧的三合板家具、人造革蒙皮的椅子,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。
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,他说:“我住惯了,年纪也大了,不用调了。”而且多次谢绝装修。
这令人敬重的家风,使李宏塔的清贫变得自然而真实,毫无“作秀”之嫌。
“革命传统代代传,坚持宗旨为人民。”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,也是他的座右铭。
退休的时候,存折没有超过1万块
家里经济负担不重,银行存款该不少吧!
可据知情人透露,他没有什么存款。
李宏塔的钱都到哪去了?
民政厅机关里的人心中都有数。在每年“送温暖”、“献爱心”的名单中,李宏塔的名字都是排在最前面——这样的名单总是以捐赠的数额大小分先后的。
还有,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,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,到“低保户”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……
来找他的残疾人还没吃饭,下雨了,来找他的下岗工人没带伞……
李宏塔完全可以不从自己的衣袋里掏10块8块,但办起手续来太费事,他就自己掏了。
别看数目小,要知道他是民政厅厅长,遇到这种情况不是偶尔一次两次,10块8块的次一多,数目就不小了。
“我们多一点辛苦,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。